从医２０多年，正值事业颠峰之际，却突然放弃收入甚丰的脑外科医生一职，转而甘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国际扶贫救助志愿工作者，将自己的足迹从繁闹都市印向贫苦寂寥的中国山区，印向朝鲜以及非洲的灾荒地区。
    香港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主席狄志远称：“陈思堂医生本身就是一则传奇。”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陈思堂就已经获得了很多头衔：“英国格拉斯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英国爱丁堡外科医学院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脑外专科院士”。两年前，他还荣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太平绅士”称号。目前，他的正式身份是国际志愿机构——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总干事，同时还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名誉顾问及中华慈善总会特邀理事。
名誉、地位……他都有了，难道他还不满足？
   尝试付出爱心，与人分享，才能领悟真正的喜悦，不枉此生
    陈思堂医生站在记者面前，微微笑着，西装笔挺。
    自称“土生土长香港人，自小家境贫寒”的陈思堂，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医生。中学阶段，他开始为这一理想定下读书计划，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得以跨进当年香港惟一一家医学院的门槛。在医学院５年的日子里，他立志专攻外科。毕业后随即被安排到脑外科部门工作。
    “面对冗长繁难的手术，未觉沉重，反而迷上那奇妙的中枢神经系统。”在随后的近１０年的无数个昼夜里，陈思堂几乎都是在手术室里度过的。再经过各种考试，陈思堂终于成为脑外科专科医生，过上了较为富足的生活。
    “回首前半生，好像都在自己的计划、掌握之中。当梦想逐渐成型，步向中年的我，似乎已为一生的事业打好了基础。没想到有一天，我会选择离开那安全熟悉、四季恒温的手术室，背上行囊，跑遍穷乡僻壤，经历行旅艰辛。”陈思堂小的时候经常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两地的穷富差别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祖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情结’。祖国大地纯朴忠厚的农民，世世代代留守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温饱之外，别无他求。我认为，中国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国应该加快发展，消除贫困。”
    从医２０多年，陈思堂感觉每天都比较忙，一大清早起来动手术、看病人，“一生很快就要过去了”。陈思堂由此感觉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应当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
    “尝试付出爱心，与人分享，才领悟真正的喜悦，不枉此生。”医生有限的救死扶伤，使陈思堂决心放开眼界“去尝试新的工作”。１９９６年，陈思堂正式加入了香港世界宣明会：“愿献出一点心力，为贫穷地区的孩子带来明天的希望。”
    自小的“中国情结”，使陈思堂决心为祖国的扶贫救灾献上全部心力。为此，１９９９年他由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调任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总干事。“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世界宣明会成员，有４００多人。”
    一位医者的旅程，就是要把人间的互助精神带到有需要的地方
    谈及医生和扶贫志愿者的最大不同，陈思堂认为：“过去是一对一的工作，医治一个一个的病人，精力大多集中在几个人的身上；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个群体，涉及的区域和范围都比较大，能够救助更多的人，带给更多的人生活的希望。”陈思堂坦言，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扶贫的影响更大一些，能在同一时间救助更多的人。
    “放下‘手术刀’，放下‘高薪厚禄’，背起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对贫困地区的承担，踏上祖国的另类版图。”在陈思堂看来，很多地区虽然落后，“却有善良而坚毅的同胞，他们触动了济世为怀的医者心肠，坚定了骨肉之亲的心志”。
    云南、贵州、广西、宁夏、河北……陈思堂的足迹在中国大地的版图上不断延伸。这些地方，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那里都有需要帮助的人。陈思堂说：“一位医者的旅程，就是要把人间的互助精神带到有需要的地方。”
    陈思堂遇到过很多令他难忘的人和事。其中一位云南省红河州贫困山区元阳县俄扎乡普甲村的哈尼族老婆婆就让他感动了很久：“我多次在村里遇见她。她背着孙儿，赤脚在搬运柴薪，总停下来叽里咕噜地对我说个不停。由于翻译没在身边，我听不懂她所说的话。后来家访的时候，刚好进了她的屋子，这下她可乐了，兴奋地说个不停。翻译说她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原来几天来，她一直都在邀请我到她家里吃饭。”陈思堂说，“看着她家的四壁泥墙，火炉上薰得黑黑的一只铁锅，挂在墙上风干的几片猪肉，再看看她期待的眼神，我几乎都要答应留下一试地道的哈尼饭了。但到最后，我还是婉拒了。不是我惧怕坐在地上与四周的小猪同吃，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肉片干上蠕动的小虫，而是因为知道她要把最珍藏的、平常舍不得吃的储粮都一下煮上，我们又怎么忍心让她这么做呢？”
    哈尼族老婆婆的食物虽然敬谢了，但贫苦同胞的慷慨、热情与乐观的态度却让陈思堂久久不能释怀。从老婆婆身上，他学到了真正的分享之道。
    大概这几年间，母亲对我的印象，就是经常在外远行吧
    加入世界宣明会这些年来，几乎每月一次要到外地公干，这对陈思堂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我的同事，多是长期派驻国内的穷乡僻壤，其余的时间，又是旅外频繁。大家放心不下的，除了妻儿子女之外，还有家中渐老的双亲。”一次，陈思堂到护养院去看望８４岁的母亲。当时，患有糖尿病、羊痫症和老年失忆的母亲正在午睡，陈思堂没有惊醒她，只是坐在床边静候。母亲醒来后，看到床边的陈思堂，一脸的惊喜：“不用出外远行吗？”
    对此，陈思堂内心有说不出的愧疚：“大概这几年间，母亲对我的印象，就是经常在外远行吧！”
    陈思堂原以为家里人已习以为常了。一天晚上，本来陈思堂与儿女们玩得挺开心的，但一提到第二天他就要乘飞机远行，儿女们立刻变得默默无语。陈思堂安慰他们说不过是几天的行程，不用担心，况且每天都一定会打电话与家里联络。
    女儿却低声问了一句：“飞机失事怎么办？”
    陈思堂刹那间明白，自己常年远出带给家里人的，特别是留在孩子们幼小心灵里的，不只是离情别绪，还有对于发生意外的担惊受怕。
    事实上，陈思堂每一趟离家远行，心里都会闪过同样的问题：此行是否会发生什么意外，以至不能回家再见到亲人们呢？“每次我与家人都是匆匆道别，调头便跑，并不是因为时间紧迫，而是害怕如果再流连回望一眼，会叫我的情绪失控，甚或取消行程。”
    其实在陈思堂内心深处，却是多么渴望与家人在一起。每当远离家门，行走在穷乡僻壤之间，他常会不断地问自己：不是为名为利，为什么还要经常远行，到落后的地方来，冒行船走马的风险呢？
    在一封写给女儿的信里，陈思堂吐露了“原委”：“只是因为我所了解的人生，除了修身齐家、养儿育女之外，对社会、国家还有种种责任。每当我在贫困山区，目睹蓬头垢面的小孩，因为我们的工作，瘦削的小脸绽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一趟又一趟再踏上征途。”
    如果你看见一个挨饿忍饥的孩子，你抱起他，给他吃的。这一刻，对他是最真实不过的
    “自１９８２年救援青海水灾开始，宣明会在中国开展的工作不断增加，目前在２５个省、市、自治区有７０多个项目在推行。这些年来，我们在国内的扶贫工作中累积了不少经验，包括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及生活习惯的掌握、以及对在各种困难环境中儿童需要的回应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学习了如何跟各级政府部门合作，也跟不少国内慈善团体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陈思堂说，“今年ＳＡＲＳ期间和夏季以来一些地方发生水灾，我们募捐了６００多万用于救灾工作，并还将有１００多万用于灾后重建。我们的工作不单单是资助，而更多的是一些长期的项目，以帮助当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今后还有很多项目，比如在北京附近盖一所以救助儿童为主的福利院；在昆明开一些ＮＧＯ培训班，把国际上ＮＧＯ的先进理念介绍进来，等等。”
    回顾这些年来的志愿工作，陈思堂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其实很简单，很多人不快乐就是因为看不清，价值观念不清楚。我这些年虽然比较忙，但是很开心，这可能是我获得的最大的报酬。”
    有人认为，世上有太多受苦的人，又能帮得了多少？对此，陈思堂说：“由于各种原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受苦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要以为捐１００元、１０００元没有多大用处，而应当抱着能帮一个是一个的心态，这样才能使受穷的人好过一点儿，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减少一些。以这种精神去工作，才能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美好。总之，不要让数字愚弄你，如果你看见一个挨饿忍饥的孩子，你抱起他，给他吃的。这一刻，对他是最真实不过的。”
    正是怀抱这样的心态，陈思堂感觉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述。因为山里苍凉的风，因为漫天闪烁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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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美元起家的世界宣明会

    世界宣明会是以救灾和发展为宗旨的民间慈善机构，其创立源于一个感人的“５美元”故事。
    １９４７年，年轻的美国记者卜皮尔博士来到中国，希望认识并了解中国的需要。在他即将离开中国之前，应厦门一名女传教士韩家宝的邀请，与一些儿童见面。其中一个名叫白玉的小女孩，因听了卜皮尔的话，回家跟父亲说要上学，便遭到其父一顿痛打，还被赶出了家门。卜皮尔深为同情，遂将身上仅余的５美元交给韩女士，让她为白玉买些吃的和穿的，并送她去上学。回国后，卜皮尔每月寄给韩女士５美元，让她继续照顾白玉。这５美元，为日后世界宣明会助养儿童计划定下了雏形。
    目睹到无数儿童的需要，１９５０年卜皮尔成立了世界宣明会，服务对象以儿童和家庭为重点，工作包括提供紧急救援，并加强公众对贫穷国家的认识。至今，该组织在全球近８９个国家和地区，透过各项资助计划，帮助了超过７５００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