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拿来与刘文相比较的，是刚刚为杭州患者捐髓成功的大学生周伟。周伟捐髓后，唐山社会各界为其庆功，授予他“唐山红十字会荣誉会员”称号，并奖励了3000元。

　　两厢对照，对待两位志愿者的态度差别显而易见。这种差别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习惯性地把“骨髓捐献”这样的活动冠之以“公益性”，这没错。但在公益光环的笼罩下，捐髓活动更多地带有了道德的色彩。捐髓当然是献爱心，但这样的献爱心又与简单地捐钱捐物远远不同：捐髓的步骤有哪些？捐髓对人体有没有伤害或影响？抽取造血干细胞的过程是不是很麻烦？有多少捐髓成功者能够现身说法———捐髓对大多数人而言毕竟还算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更多地应该把它放在科学的范畴里来宣传与推广。

　　不可否认，当若干与捐髓相关的科学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时，很多人便匆匆加入了志愿者队伍，这种选择可能仅仅是动情于一种道德的感召。

　　不是基于对捐髓知识的科学认知，而是仅仅响应道德的感召，这不是志愿者队伍建设的理性路径。如果以这样的思维路径来发展捐髓志愿者，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加入志愿者就是道德高尚者，反之即是道德卑微者；配型成功后去做进一步检测的是在勇敢践诺，稍有疑虑的就是背叛诺言；捐髓成功者是英雄，由于种种原因临场退缩的就受到谴责，而那些阻挠志愿者捐髓的人甚至可能被视为无情———刘文曾经受到的批评，就是以如此简单的、一分为二的惯性思维作基础的。

　　因为还没有太多的人来实践捐髓这样的爱心活动，所以我们才有了志愿者；既然是志愿者，就应该充分尊重他们每一步的选择。在捐髓过程中，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志愿者们可能在每一个节奏中会经历着或大或小的斗争，这完全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心情与决定，我们不能动辄把“爽约”或“不诚信”这样的道德“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一个宽松、自主的环境，或许更加有助于他们作出理性并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否则，因为惧怕道德的高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这项志愿者事业。从这个角度看，刘文还真是一位勇敢者。

　　至于那些阻挠志愿者捐髓的“绊脚石”，恐怕只有依靠更多、更人性化的知识普及和程序改进，才能打破他们的传统观念和疑虑。12月7日央视《讲述》播出了中央电台主持人杨曦的捐髓过程，杨曦说，他的爸爸妈妈利用四天时间，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医疗力量，在证实了捐髓对身体确实不会产生伤害和影响的情况下，才授权他做进一步的捐髓工作。

　　想想20年前，我们还在为献血是否损害健康而心存疑虑，如今，满街的采血车和热心参与的人们证明了当时的担心是多么多余。谁能说，献血知识的普及不是推动这进步中最关键的力量之一呢？鉴于此，我们当下开展捐髓活动，恐怕精力还不能仅仅是放在对人们进行道德感召上，而更应着力于相关知识的全面而科学的普及上。把“是否捐髓”当作一把道德的标尺，实在无益于这项事业的推广与发展。